制片人采访时殉职:刘云杉谈教育的“精约”与“博放”:有关龟兔

作者:采集侠   发布时间:2019-06-19 07:14   来源:网络整理

制片人采访时殉职:刘云杉谈教育的“精约”与“博放”:有关龟兔

刘云杉在讲座现场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虚假命题”。近日在《文化纵横》与南都观察共同举办的一期一会沙龙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抛出这个观点。

中国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中,实际上不断经历着上述二者的博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素质教育”就被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提出,但在三十余年的斗争中,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却越来越像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特别是前者,几乎可以说是作为批判的武器依附于应试教育之上。

刘云杉认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虚假矛盾实际上是功利主义作祟,而由于当下接受教育的主体因各种“二代”的登场变得越发多元,“二代”们之间的差距让功利主义的教育呈现更为复杂的“套路”,因此素质教育改革始终呈现巨大缺失,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实际上教育面对的是其难以解决的结构问题。

龟与兔必须同场竞技?

刘云杉教授用“龟兔赛跑”来形容教育。不同的孩子能够在相似的环境中接受相似的教育并以通过考试为基本标准,在这样的设计下可以把乌龟训练得和兔子一样能跑,这是龟兔赛跑的“1.0版本”。

应试教育的缺陷过于显著,素质教育天然地取得了论证和认同上的合法性。但是,教育作为塑造社会分层的核心机制,从“再穷不能穷教育”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应运而生的“减负”和“教改”却伴随着日益深重的教育焦虑,于是培训机构不断涌现,实力雄厚的私立学校层出不穷。当龟兔赛跑升级到“2.0版本”时,可能会出现“开宝马的乌龟”,龟与兔的先天生理条件开始退后。

这也就带来了北京大学王蓉教授指出的问题,正在遭遇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战。社会中占有优势资源的群体因为接受了优质的私立或校外教育,进而能够进一步获得优质且低价的高等教育资源;其他群体则因为只能在公立学校接受相对低质的教育,难以在精英式高等教育中取得优势。要打破这样的阶层固化,必须实现相应的教育改革。

刘云杉更倾向于借用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的词汇来形容“减负”后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民国初年“学衡派”所译介的“精约时期(era of concentration)”和“博放时期(era of expansion)”即对应为“精约教育”和“博放教育”。“精约”和“博放”二词非常准确地形容了这两种“理念型”的教育模式:前者强调严格的制度和纪律,主张砥砺品格、磨练意志,后者主张解放学生,将约束减到最少,奉行个人主义、人本主义。

精约教育渗透着的是精英特别是平民精英在自我塑造时的艰苦历程,博放教育则以自由的精神感染和影响学生,这两种理念的强烈对比凸显出中国社会的断裂,大城市的中上阶层开始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中小城市或乡村的中下阶层则更倾向于选择和信任应试教育。

在教育史上,精约与博放之间常呈现钟摆式运动;在中国的现实中,这两种理念型往往以嵌套的方式存在,学校中的博放常常高度依赖于家庭或校外的精约训练。

崛起的二代与隐秘的教育选拔制度

相比近年来进入大众视野的中国“二代”现象,“二代崛起”更像是一个全球故事。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收入分配状况会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其结论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会随之趋于不平等,而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分配将渐趋平衡,各社会阶层都可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曲线并不符合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在其知名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了这一曲线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揭示,劳动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只是温和的不平等,房地产、金融资产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更为极端的不平等。皮凯蒂还通过数据分析认为,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教育民主化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

因此刘云杉教授指出,全球性的“二代”现象首先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其背后是承袭制资本主义。为了通过教育将财富体面地传递到下一代,完成特权的传递,社会顶层阶级必然会有自己的教育选择,这也使得“二代”同时成为一个社会事实和教育事实,最终完成新精英的养成。